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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零星贩毒的特点、危害及对策

发布时间:2016年06月06日16时53分  作者:李威山  来源:绿春县检察院  编辑:  阅读次数:2806
    绿春县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东南与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接壤,国境线长达153公里,西南隔李仙江与江城县相望。居住着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拉祜族、汉族等六种世居民族,是集边、少、穷、战为一体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群组合,成为从缅甸、老挝通往我国内地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的“毒品通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难免有许多顺带零散的毒品沉淀下来,甚至有些大宗毒品也在该地区打散零售。因此,及时研究该地区零星贩毒活动特点,了解其社会危害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毒品防治工作,对毒品的堵源截留,禁吸戒毒,打击毒品犯罪,做好该地区毒品专项整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以绿春县零星贩毒的特点、危害和防治对策来分析。
一、零星贩毒的特点
零星贩毒是指贩毒分子将毒品打散,化整为零,采取少量分散的办法进行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他们为逃避打击,往往将毒品分散打成小包,进行小批量、多次的零星贩卖活动。根据云南省《关于加强打击零星贩毒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零星贩毒案件是指毒品犯罪主体少量贩卖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氯胺酮、苯丙胺类(冰毒、摇头丸等)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案件;零星贩毒是针对大宗贩毒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定零星贩毒的依据,是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贩卖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它因为行为人所贩卖的毒品数量少,司法机关取证、定罪等难度大,历来不是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主要对象之一。但实际上它是毒品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直接导火索,是大宗毒品活动赖以存在的经济保障和消费市场。
1、毒品案件比重大,零星贩毒案件呈上升趋势。由于绿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群组合,被毒犯视为毒品犯罪活动的“绿色通道”,是毒品犯罪活动的重灾区,从近几年来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的案件来看,每年毒品案件都基本上占去全院普通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零星贩毒案件也是逐年在上升。如图所示:
    2、零星贩毒活动从县城转向农村。近几年来,由于加大县城区毒品犯罪打击整治活动力度和农村吸毒人员的增加,原本在县城从事贩卖毒品的罪犯把目光从城里人群转向广大农村人群。一方面农村面大市场大,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农村群众憨后老实,不懂法律,不会检举报案,不容易被发现。
3、贩毒者以贩养吸的增多。从近年来查获的零星贩毒案件看,毒犯以贩养吸者增多。贩毒分子起初由几个团伙人员直接贩卖毒品,他们选择性地向部份人员免费提供毒品吸食上瘾后,发展为固定贩卖对象,不断培植下线和扩大吸毒人员,导致有些吸毒人员为获取高额吸毒资金加入到贩毒者的行列。据调查了解,三猛乡、戈奎乡许多村寨吸毒人员初始吸毒,都是该村外出打工者回村时带回来免费吸食后染上的,这部人后来所吸毒品都通过这些人联系才能得到,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即吸毒又贩毒。
4、贩毒行为极为隐蔽。从群众中了解到,有的贩毒分子利用贩卖生活用品、贩菜、收破烂、各种考察等为名,开车拉着货物到各村寨明里做合法的买卖,暗里进行贩毒,有的借走亲访友为名,行贩毒之实。因为这种送货上门的行为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没人去怀疑他们的不正当行为。有的毒犯人货分离,交易双方相互信任,以“赊帐”的方式不直接钱货交易,过后叫吸毒者和下线去指定的地方取货,并约定在不同的时间或地方付钱。
5、毒品交易时间、场所流动多变,打击难度大。毒犯在贩卖活动中多数是使用手机、摩托车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一般都是先行踩点确保安全后才进行交易,他们充分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条件优势,加上贩卖对象都是一些早已熟悉的下线或吸毒者,往往把毒品藏在路上或山上,先用手机联系相互通报情况,只要发觉有异常,就及时改变交易时间或交易地点,甚至取消交易,给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绿春县零星贩毒案件的成因
结合绿春县实际来分析,绿春县的零星贩毒活动,除了国外通往内地的大宗毒品犯罪活动中沉淀下的一些零散外,还有其很深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
1、教育落后,发展缓慢。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熏陶,但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许多村寨没有开设学校,加之村与村之间路途较远,村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不高,因此绿春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基本上都不上学或辍学在家务农,特别是一些特少民族,如居住在绿春县的拉祜族、瑶族等群众就更为突出,他们大都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由于生活习俗不同,语言交流不方便等原因,与当地其他民族的沟通少,甚至不交往,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广大农村也进行了六次普法工作,但普法的重点放在机关和学校,加之村民没有文化,普法工作人员不认真负责,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宣传一下,甚至只是把宣传材料发放或粘贴一下就算完成了交差,这样使农村的普法工作变成形式化,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法制可言。他们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线,有些事情做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了,遇到纠纷问题要么就私了,要么就按古老的方式解决,致使一些小的纠纷酿成大祸,带给他们牢狱之灾,甚至家破人亡。就像有些瑶族男人说那样,在瑶族女人的眼里,没有坐过牢的就是没有本事,坐牢越多说明男人本事越大,跟着他就可以享福,这是她们择偶的标准。
2、重利驱使,铤而走险。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的今天,部分群众凭自己勤劳的双手致富起来,但极个别人想致富却没有门路,又不爱辛苦劳动,就绞尽脑汁地往歪路上想,他们不怕触犯刑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寻找一本万利的便捷致富途径;有的看着别人做毒品生意发财,经不住毒品交易带来的暴利,带着侥幸心里,铤而走险,加入毒品犯罪的大军之中,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犯罪分子。
3、经济落后,生活贫穷。从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中了解到,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人都是一些生活在高寒贫困的村寨。近年来国家对绿春县农村的各项建设注入了不少的资金,农村各种经济产业培植力度进一步加大,但由于绿春县大部分群众生活在高寒山区里,哪些地方沟壑纵横,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穷,还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特别是毒品犯罪率较高的瑶族村寨,他们居住的地方山高林密,还保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始生活方式,他们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从事利润很大的毒品生意。如有些犯罪嫌疑人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到老挝打工,因为毒品有很大的利润,有的人就直接要毒品来折抵工钱,有的要打得的工钱购买毒品回来,以便得到更多的钱来填补生活。
4、国境线长,管控较难。绿春县有153公里的国境线,森林覆盖率达61%左右,边境沿线都是莽莽原始森林,周边虽然居住着人,但土地辽阔,村落分散,人烟稀少,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便道交错密布,加上解放前到江城县磨一者(地名)贩盐、贩货的商贩开拓的许多旧道,给毒品犯罪带来许多便利。
5、警力、经费不足,人员装备落后。绿春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之一,财政自给率不足5%,人员经费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绿春县缉毒大队现有4名干警,二辆执法执勤车和一辆技术车,由于经费不足,干警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各种刑侦装备技术跟不上,适应不了当前禁毒工作的需要,工作中顾此失彼,给缉毒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毒品犯罪不能得到全面的打击。
三、零星贩毒的危害
1、零星贩毒给吸毒者提供毒品来源,吸毒人员不断增多。零星贩毒活动直接针对的是吸毒者,它的存在不仅诱发吸毒人员的增多,还给大宗毒品犯罪提供直接的消费市场,导致毒品犯罪活动的蔓延和猖獗,危害程度深,危害面广。笔者向县综治办、公安禁毒部门、涉毒乡镇了解到,目前绿春县登记造成的吸毒人员已有一千余人,但实际吸毒人数远不止这些,大概是在册人数的4至5倍以上,他们分布在大兴镇、牛孔镇、平河镇、大黑山镇、三猛乡、戈奎乡、骑马坝乡,几乎涉及到全县80%的乡镇,尤其是三猛乡和戈奎乡更为严重,吸毒人员从传统的瑶族寨子延伸到哈尼族、拉祜族村寨。有些地方的毒品零星贩卖活动非常猖獗,在群众眼里就象小卖部里买东西一样公开,有些寨子几乎每家有1人在吸食毒品 ,听起来,都会让人毛骨悚然。
2、零星贩毒活动打击难度大。零星贩毒活动由于所贩毒品数量少、行为隐避流动性大,同时部份人员以贩养吸等原因,给公安缉毒部门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带来诸多困难。一是难以收集固定证据、获取证据难。零星贩毒活动往往都是单向联系,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加之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很强,留下的证据非常单一,除非人赃俱获,后续证据很难提取。他们有的利用贩物或走亲作掩护,送货上门,一个一个提供给早已熟悉的吸食者,有的利用手机联系好不同的交易地点,骑着摩托车在村寨里、公路边、山头上来回交易,甚至在田间地头都变成了交易地点,一个照面、几秒钟就完成了毒品交易。还有部分吸食者刚拿到货就即时吃掉,使得公安机关无从下手。二是对部分嫌疑人难以定罪。零星贩毒活动由于毒犯所贩毒品数量少,每包或每粒才有零点几克。因此,对有的零星贩毒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定罪难的问题,比如有些贩毒者为逃避法律制裁,当侦查机关无法得到其他证据时,即便是在其身上搜出少量毒品,会狡辩成自己吸食,这种情况下定其贩卖毒品很难,定非法持有毒品数量又达不到,公安机关也只好做治安处罚或送交戒毒所了事。三是量刑上难以正确把握。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贩卖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零星贩毒的法定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但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作量刑裁定时,采用的是罪责相适应原则,都是以一定的毒品数量为量刑依据,但公安机关在查获毒品案件时难以提取具体的毒品原物数量,使得在量刑上难以正确把握,使有些案件该重处的处罚不了,大部份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判轻刑,判处缓刑或单处罚金。
3、零星贩毒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危害,滋生出许多其它犯罪活动。零星贩毒的直接对象就是吸食者,在当前边境地区农村经济还处在欠发展阶段,吸毒者需要花费大量的钱来购买毒品满足吸食所需,何况是在经济来源本来就很少的农村,拿出高额的毒资是不可能的,吸食者起初一般还可以东凑西借,甚至把家里的粮食和牲畜都变卖完,继而骗亲朋好友,最后发展到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有些毒瘾子在没有毒资的情况下,只要是能变卖钱的东西见到什么就拿什么,特别是偷鸡、鸭、牛和摩托车的行为极为严重,弄得老百姓养点东西、停放摩托车每天都得提心吊胆,随时都得有人守看,稍有不慎第二天就不知所踪,有些毒瘾子参与赌博、买淫活动,甚至还公然诈骗、抢夺、抢劫财物。就象有些群众说的一样:“这几天总丢失东西,莫非是那些吸毒犯又回来了”。可见,它不仅消枆大量的社会财富,危害人体身心健康,还严重打乱了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前农村社会治安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零星贩毒的防治对策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重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统筹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手段,综合采取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等措施,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为保护人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重要指示和坚强决心。绿春县的毒品犯罪成因复杂,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打击,县域内的“毒品通道”将会更加扩大,零星贩毒活动会越演越烈,同时会不断增加新的毒犯和吸毒人员,衍生出一些新的其他犯罪,给全县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隐患。
1、坚决打击零星贩毒活动,打压毒品犯罪活动的蔓延势头。首先要加强敌情工作,加大情报信息的研判,利用培养内线情报线人、信息数据研判、信息跟踪等技术侦查手段,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毒品犯罪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和证据的单一性,只有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犯罪分子才肯认罪服法,公安机关可以对一些有贩毒案底、情节较轻的人员进行“留存”当作情报线人,秘密提取他们的通讯和活动信息,进行技术跟踪,并及时开展所获得信息数据的预判分析,找出毒品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随时掌握毒犯的活动信息情况,摸清毒品来源和过往路线,及时设点打伏,不见兔子不放鹰,做到有的放矢,适时出击,及时准确打击毒犯,人赃俱获,一网打尽,切断毒品来源。其次要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创建“平安社区”、“无毒社区”等工作为载体,要动员全民参与禁毒战争,让毒犯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零星贩毒活动隐避、流动性大,边境线较长,随李仙江、小黑江沿岸渡口及便道较多,难以掌握罪犯准确的过路点,使设伏干警扑空,毒犯却从另一条路上过境的漏网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充分调动周边村民,提高他们的禁毒意识,让他们积极参与禁毒斗争,让毒犯不敢轻意过路贩卖,使其望而却步,这无凝对绿春县的禁毒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要设立奖励基金,对他们在禁毒斗争中立功、受伤或牺牲的人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并加以落实。在绿春县村民抓毒犯扭送公安机关的情况也有过,这些都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基础。三是制定出台查办零星贩毒案件的奖励措施。由于公安机关内部考评机制、干警思想认识不足等的问题,在禁毒工作考核和评价中均以缴获毒品数量多少为立功受奖的依据,长期以来形成打大放小,以打击重特大毒品案件为主,对打击零星贩毒往往是在没有大宗毒品案件时偶尔打压一下,侦办零星贩毒案件还停留在凑案件数的认识上。因此,有关部门应从改变以往的考评奖励机制,对公安机关侦破零星贩毒案件给予一定的表彰奖励,以肯定他们在禁毒工作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取得的成绩,不断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积极抓好禁吸戒毒工作,铲除毒品存在的消费市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实施法律让人民群众认可和自觉遵守靠的是法治宣传。通过广泛宣传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禁吸戒毒自觉性。一是要对广大农村进行大量的法律宣传,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广泛发动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犯罪活动,敢于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让每个公民都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绿春县是典型的农民县,农民人口占90%以上,从目前绿春县的状况来看,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他们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什么,只知道杀人放火、偷盗抢就得劳改,即便有些知道走私贩毒是违法的,但不清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更不要说是能判多少年的刑,如我们在讯问毒品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的回答往往让我们很吃惊。问:“你是否知道你的行为触犯刑律吗?”答:“这是我自己要吸食的,又不卖给他人,我没有犯罪。”加之村落分散,群众文化底子薄,给法律法规的宣传带来许多困难,建立法治社会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因此在绿春县毒品犯罪的全面清除,必须要加强吸毒人群的法律宣传,抓好他们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工作,让他们明白吸毒对身体、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性,使他们主动远离毒品,对于毒瘾子来说,国家要强制收容戒毒,对所戒人员实行跟踪监管,一经发现复吸就及时收戒,并注意掌握毒品来源情况,随藤摸瓜,揪出毒品供应者,使毒犯绳之以法。例如在绿春县骑马坝乡正在尝试组建护村队的形式,严密监督当地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的活动,一经发现就进行“围捕”,到目前护村队送交的戒毒人员已有5人,当地原来公开集中吸毒和明目张胆的贩毒状况得到遏制。二是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文化素质。邓小平说过:“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开设法律基础知识课,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杜绝新文盲的产生,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三是对特殊人群和村寨,结合当地实际,继续开展好扫盲工作,让他们接受最基础的文化知识教育,重点教授他们农村实用科学技术,致少让他们掌握一门实用技术,转变他们野蛮无知的生活状况,引导他们走上科学致富之路,远离毒品犯罪活动。
3、加大扶贫投入力度,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金钥匙是改革发展。只有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才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绿春县毒品犯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群众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没有支柱产业,找不出发展经济的路子,只能铤而走险,带着侥幸心理进行有暴利的毒品生意。
第一,我们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强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切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思路,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不断培植经济产业,切实为民谋利益,要经济的大发展来转变群众的利益观和发展观,使他们从高利润的毒品犯罪活动中解脱出来。
第二,抓住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历史机遇,利用兴边富民、地震安居建设、整村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和片区开发、移民搬迁等政策,整合资金,选定地点,认真规划,由政府负责处理“三通”和安居房建设,把高寒山区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村寨和分散不好管理的小村寨统一搬迁到一起,集中管理,让他们居则有其房,耕者有其田,过上安稳生活,沐浴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
第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按照“突出问题专项治,重点问题综合治”的方针,对毒品犯罪比较突出的人群或村寨进行重点整治。从绿春县的牛孔乡摸东、骑马坝乡卡欧瑶寨毒品综合整治工作上看,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原来这些村寨由于毒品犯罪活动,治理前县乡工作队进村宣传各种法律政策或开展中心工作时,他们都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工作队往往都得无功而返。通过综合治理,县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大了各种扶贫资金的投入,培植起了适合当地的一些替代产业,原来高发的毒品犯罪得到了较好的遏制,近几年来两个村寨的毒品犯罪率减少了许多,勤劳致富的思想得到当地瑶族群众的认可。
4、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对零星贩毒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刑法》第347条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这是我们打击毒品犯罪的法律依据,也是我国对毒品犯罪活动坚决肃清的决心,我们对毒品犯罪决不能手软,无论数量多少,一经发现查实,都予以定罪科刑,以高压的态势打击绿春县的毒品犯罪活动。一是从国家立法层面可以考虑增加吸毒罪的罪名或者因吸毒而诱发的其他犯罪(如毒驾入刑)等。毒品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因为吸毒人员大量消费毒品,给贩毒者提供巨大利润所至,纵观我国法律对吸毒者的处罚仅仅停留在治安处罚法上,要么是行政拘留或罚款,要么就批评教育了事,也很少有强制戒毒的,对采取强制戒毒的,时间一般都是短短几个月,但效果不明显,没有多少毒瘾子能彻底戒得了,戒过后复吸者多,就象有些群众所言:“短时间去戒毒的回来后基本都复吸,只有时间稍长(两年左右)没有接触毒品的人还可以戒掉”。对吸毒者如果用国家刑罚的强制手段去制裁、震慑他们,让他们付出自由和经济的双重代价,使他们不敢再接触毒品,从而扫除毒品犯罪的这一顽症。二是利用司法机关司法解释和地方立法机关特别立法的职权,结合边境民族地区毒品犯罪活动猖獗的实际,给打击零星贩毒活动在侦查、定罪、量刑方面作出扩大解释,增加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情节。如在云南省《关于加强打击零星贩毒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规定,“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少量贩卖毒品,或被他人指认曾向其购买过少量毒品,并有相应的事实印证的,无论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供认,都应认定为零星贩毒案件。”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应当在多次贩毒无法计算毒品数量的,明确有证据证明多次从事零星贩卖活动的从重处罚情节和统一的证明标准;在毒品数量计算上,有其他证据证明多次贩卖毒品数量的统一计算标准,这是有实践依据的,因为现在新型毒品一般都是颗粒或胶丸状的,每颗毒品的重量是特定的,贩毒分子在贩卖时每粒的售价也是相同的,就连吸食者每次吸食时都是以粒或丸为吸食单位,因此,只要有吸食者的人数和吸食次数,就不难求出较为具体的数量。三是对零星贩毒犯罪的受案不宜受管辖权的限制。我国刑诉法关于案件管辖权的设定,是为了更快更准地侦破案件,案件管辖权主要由犯罪行为地、目的地的公安机关行使,没有管辖权的无权受理或移送受理,管辖权一经出现异议,就由共同上级机关指定管辖,这些规定对于查处贩毒活动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因为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公安机关抓获侦破毒品犯罪基本上靠的是情报工作,而情报往往有其不确定性,贩毒活动横跨国、跨省、跨地区,走千条路,行程万里,很难确定准确的活动路线和最终目的地,机会一瞬即失,因此,公安机关只要掌握情报,不管毒犯在何地都应主动出击抓捕,也应由实施抓捕的公安机关来管辖为宜。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管辖权问题,公安机关对异地的毒犯抓捕会遇到许多困难,如当地公安机关不配合,甚至直接要管辖权来对立,对抓捕的还要通过繁杂的移送审批程序,所以大多是处于观察,为保护情报人员的安全(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也没有相互间的情报共享,只能让毒犯逍遥法外,不能及时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作者:绿春县检察院   李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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